(妤庭與淑君學姐（左）合影)

採訪、撰文、攝影：林妤庭、陳世萱 2014-10-18

陳淑君學姊目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擔任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以及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執行秘書。由於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劃，從初期的摸索，到目前的永續發展、尋求創新，學姊的經歷與臺灣數位典藏領域的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透過學姊的專業眼光，可一窺臺灣數位典藏的發展。經過這次的訪問，也希望能瞭解學姊自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為目前的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畢業，後來赴英國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讀資訊學碩士課程，至取得本系博士學位，一路來攻讀圖書資訊學領域的選擇歷程。

 

以資訊組織為起點

陳淑君學姊大學畢業後便立即投入職場，第一份工作恰好便是在中央研究院。時值圖書館邁向自動化，中研院計算中心（為目前的資訊服務處）著手進行目錄卡片與機讀目錄的回溯轉換工作，學姊先是被派至民族學研究所負責指導與檢驗打字員所輸入的書目紀錄，在這樣的潮流下，圖書資訊學的專業讓學姊得以在以電腦專業人員為主的工作環境中突出自身的特長，需要獨立處理各種編目狀況，在解決實務問題與鑽研編目規則的過程中，摸索出了對資訊組織的興趣；之後回到計算中心，加入建立權威檔、書目品質控制及大規模自動化的計畫，過程中除了與全院館員共同組成讀書會，也嘗試翻譯了與書目關係相關的文獻[1]（陳淑君，1994），進而成為繼續在這個領域中深入研究的契機。

學姊向我們指出，自己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很幸運地就不需要做很多重複操作的工作，反而以研究導向為主，無論是進入實務領域遇到種種問題，例如編目、摸索大型自動化系統、複本控制，或是執行探索、新創性質較高的工作計畫，都有「書到用時方恨少」之感，促使學姊進行更多的自我學習，從研究文獻中了解前人理論與方法，驗證自己在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否可行、或者可以更好。這樣的研究能力累積起來才真正讓自己能夠適應環境與時代變遷。

 

挑戰自我　增加競爭力

累積四年的工作經歷後，基於對書目關係與資訊組織培養出濃厚的興趣，學姊決定繼續在圖資相關領域進修，於是赴英國雪菲爾大學的研究所深造。回國後，由於研究論文是關於電子期刊的使用行為研究，學姊在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擔任參考館員，期間參與了電子資源與電子圖書館的相關先導計畫，可以說很早地接觸了臺灣的數位圖書館潮流。

然而，學姊意識到自己更想要一個具有高度挑戰性的環境，並尋求可以跨領域、解決難題的機會，不久後再次進入中研院，加入了1998年剛啓動的數位博物館計畫。

圖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資訊組織專業在數位典藏的角色

因為擁有資訊組織的專長，學姊加入院內數位典藏的團隊，並以此為起點，至今累積了十多年的數位典藏研發與實務經驗，也產出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在剛開始進行數位典藏工作時，也曾遇到許多挫折，學姊回憶初期遇到的困難：在設計典藏品之詮釋資料（Metadata）的過程，發現要建立跨領域的共通性詮釋資料難以達成（陳亞寧、陳淑君、江惠英、唐其慶，1999），各領域有其不同的需求與特徵，我們所熟悉的分類系統、機讀編目格式無法一體適用，因此必須進行跨領域的溝通，才能研發獨特的詮釋資料系統，以適應不同學科的數位典藏背後的知識脈絡和藏品特徵。例如學姊所參與的專案包括原住民文物、拓片、生物多樣性、故宮書畫等，這些都和圖書館館藏特性相當的不同，平埔族的子族劃分如何處理？拓片和原件有什麼關係？拓片有各種不同的版本，要怎麼勾連它們？生物如何分類？他們的棲息地又包括哪些重要屬性？書畫的別名、版本、題跋等特徵背後有何玄機？這種種的問題，都仰賴更深入的跨學科知識和資訊組織的方法呈現出來。

學姊因此體會到使用詮釋資料並不是套用現有的標準如此簡單而已，因此勉勵我們要活用資訊組織專業，不要只停留在比較表淺、操作的面向，而要讓自己能夠快速掌握組織對象的肌理脈絡，提出值得被關注的焦點。訪談的過程中，學姊的實務經驗一直在翻轉我們對資訊組織的想像：原來在不同的領域，還有這麼多樣複雜的資訊載體，資訊組織還可以這樣玩，並藉詮釋資料之口，說出這麼多不同的故事。同時，因為數位化的環境無分國界，不能只以自己的眼光和思維來進行典藏，也要考慮到標準的設計如何和國際社群互通、對話。

 

投入自己所愛的工作

在中研院進行詮釋資料標準的研發，是一份擁有高度自由的工作，學姊得以對感興趣的主題自由發想、提案，研發的過程上司亦會充分授權與支持；而她也非常喜歡這樣能夠不斷受到挑戰，並且激發自己潛能，因此一投入工作便是十年之久，期間也曾獲邀擔任教職與館長等薪資更為優渥的職位，但學姊仍然選擇繼續研發，並且自主地持續發表論文分享研究成果，不難看出學姊對於這份工作的熱情。

也因為這些抉擇，令學姊感到自己應該要在所專注的這條路上更加精進，而報考了博士班，並在同時被政大資管所與臺大圖資所錄取之際，選擇繼續在圖資領域深造。值得一提的是，在攻讀博士班的過程中，學姊同時從負責詮釋資料業務的中階主管，轉而接下了國家型數位典藏計劃專案經理的重擔，不僅須經手二十多個部會的數典專案，又由於當時數位典藏的許多政策、規則（如智財權、永續維運等問題）等都尚未完善建立，往往需要處理大量、各式各樣的問題，憑著對工作的熱情與「我可以」的信念，儘管早出晚歸，常常有許多決策需要煩心，甚至一度影響到健康，學姊還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堅持完成不短的任期與博士班學業。

 

數位典藏下一哩路

經歷了十年的發展，臺灣數位化標準陸續建立，技術與規模也已成熟，許多廠商亦投入數位化工作， 2012年底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結束後，中研院團隊受科技部委託，承接此國家型計畫的十年數位成果之永續經營研究工作，關注這些數位化成果與教育、研究及產業的銜接；除了將過去數百萬件的數位典藏成果進行維護、異地備份與線上策展，也開始將數位典藏的形式從扁平式的詮釋資料，走向語意式、具有知識脈絡的詮釋資料，讓資料能夠產生更多意義，不只能支援「查資料」的需求，還有更多加值功能，例如資料庫系統不再只是比對檢索詞彙，而能進一步提供語意檢索，甚至圖像即時比較分析、註記、結合地圖與統計進行視覺化等功能。中研院因此成立了數位文化中心，一方面繼續將院內的資料進行數位化，擴充資料庫；並投入數位人文系統的研究與發展。

同時，中研院的數位內容團隊也積極尋求與國際接軌的機會，除了到國外展示數位化成果，將臺灣本土文化推向世界，也希望透過國外合作的模式，學習他們發展的方法、標準，或藉由國議會議的交流共同解決難題。學姊舉出與洛杉磯蓋堤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合作的例子，當時她正在為故宮博物院設計合適的詮釋資料標準，最後找到了蓋堤研究中心所研發專門描述藝術作品的國際標準CDWA，學姊認為這套納入了研究者觀點的詮釋資料欄位的設計，可以將故宮藏品背後的研究成果與特色呈現出來，而不只是以管理者的角度照錄的目錄，因而通過蓋堤研究中心的授權，翻譯了該機構多套國際標準，也開啓了往後的合作關係，並於2008年開始共同合作「藝術建築索引典(AAT)」中文化的研究計畫，每年定期與來自美國、德國、荷蘭、智利、英國及瑞士的相關學者專家研究討論控制詞彙的多語化及語意化議題。

圖2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網站（http://www.getty.edu/research/）

圖3 AAT Taiwan (藝術與建築索引典) 網站（http://aat.teldap.tw/）

學姊目前在臺灣史研究所進行數位藝術史的研究，便是基於蓋堤研究中心的藝術領域鏈結開放資料(linked open data)，對畫家陳澄波作品與書信的數位材料進行知識本體(ontology)的建構，例如如何建立陳澄波與其畫家友人的社會網絡關係（圖5）、畫作產出年代的關係等。透過建立這些關係網絡的知識規則，研究者便有可能進行具有語意連結意義的複雜檢索及意外的新發現(serendipity)，或許未來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檢索習慣都將被翻轉，人們得以與數位典藏資源直接進行知識的對話，令人期待。

圖4 中研院「從北緯23.5°出發：陳澄波」主題網站（http://chenchengpo.asdc.sinica.edu.tw）

圖5 陳澄波畫友人際網絡
資料來源：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2015）。畫友篇。從北緯23.5°出發：陳澄波。取自 http://chenchengpo.asdc.sinica.edu.tw/friend

從學姊的分享中，我們窺見了數位典藏發展不斷前進的腳步，以及學姊如何在這些理論與技術的變遷中，透過自我挑戰與嘗試鞭策自己，成為一位能夠掌握這些趨勢脈動的人。學姊很幸運地能夠擁有一份喜愛而與自己契合的工作，但她也告訴我們，不斷前進、維持自己的競爭力，才能創造自己所想要的生活。

 

給學弟妹的建議

對於期望能夠探索與踏入數位典藏領域的學生們，學姊鼓勵大家瞭解當前的趨勢，瞄準這個領域的「下一步」是什麼？並以此為基礎學習相關的知識。學姊認為，儘管許多學生將數位典藏單純地視作資料的數位化與保存，並傾向學習數位化的操作實務技巧，但在數位發展的歷程中，數位化的基礎技術已相對成熟，許多實務工作可以依循著既定的規範與架構執行，容易限制住自己的思維；相對而言，正在發展中的知識，正因為還沒有確立的典範，反而提供了思考、研究與創新的空間，例如當前許多人關注的是，如何使這些數位化的資源能夠被有效地再利用？透過思考創造自己與別人不同的想法，就是培養自己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力！

而談到求學的選擇，學姊認為就讀研究所與否並非最重要的選擇，學姊本身也是先投入工作，才從中摸索、瞭解自己的興趣，進而決定繼續深造；也有許多人是在工作中探索出自己的強項。但她也指出，真正的關鍵因素，其實在於培養自己擁有深厚洞察力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當工作遭遇難題，能夠洞見問題的根源，並且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是職場最重視的能力之一，而研究所正提供了這樣的訓練，例如撰寫論文就是一系列嚴謹地解決問題的過程。

學姊在訪談過程中反覆強調分析問題的能力，回過頭來看我們大學生涯所經歷撰寫各式報告的過程，從定義問題與概念，擁有對於資訊管道更為豐富的認知，蒐集更具有權威、品質的資訊內容，進而發展完整的論述或是實作，其實在無形中對於這種研究能力已先一步有無形的初步養成。訪問後我們都覺得對自己大學下來各種經歷有了更進一步的具體體會，也最想分享給大家，這些經驗其實以學姊的觀點來看，便可以找到貫串其上的核心價值：一連串分析與解決問題的研究操作與實務，大家不妨回頭省視對照，或許可以對自己更具信心。學姊的經驗一反我們對於「研究」高高在上的距離感，讓我們認識到一個真正熱情的研究者緊密結合實務，發現需求所在，獨立深入探索，又將成果加以回饋、應用，促進領域的發展。研究工作絕不是自唱高調，我們在學姊的言語中亦能感受到由其專業所賦予的充實感。

圖6 世萱與淑君學姐（左）合影。

此外，在這次的訪談中，我們對於學姊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台藝大)教授資訊素養的經驗印象深刻。學姊表示在台藝大兼課對她而言最大的意義，是透過接觸相對缺乏資訊檢索能力，但同時也是她的研究領域的潛在使用者的學生們，跳脫自己固有的知識範圍，回過頭瞭解他們為何不會檢索？他們的需求又是什麼？這也讓她能夠回到初衷，思考自己怎麼樣可以幫助社會以及有需要的人。圖資系的學生一直以來都擁有為使用者思考的眼光，使用者導向的論調我們或者已習以為常，但進一步思考，正是這樣的思考點，讓我們得以一方面在追求專業之餘，督促自己持續和真實社會對話，發揮利他的正向影響力。當我們有所資源，無不努力裝備自己的同時，究竟目標是什麼？我們的願景是否能夠更大器地包含他人？這或許是每個社會的一份子都需要自問的。

 

參考文獻

陳亞寧、陳淑君、江惠英、唐其慶（1999）。數位圖書博物館的資訊基礎建設：中央研究院Metadata的規劃設計與實施。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5(2)，71-90。
陳淑君（1994）。書目品質控制另一章：相關書目記錄關係的建立。計算中心通訊，10(18)，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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